11月11日，英伟达董事会接受黄仁勋辞去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围绕黄仁勋的这场风波究竟只是一次企业高层人事震荡，还是折射出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内部更深层次的利益博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批能够支撑金融市场估值的产品和企业。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Anthropic在实际经营中一定会因此遭遇生存危机。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其战略目标就是确保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相较于其他国家保持相当程度的领先。简单来说，它或许没有那么聪明，但确实非常便宜，而且非常方便。过去一段时间，围绕特定规格芯片对华销售的新闻，就反映了英伟达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表明，一旦中国在关键技术环节取得突破，其后续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往往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局面。因此，按照英伟达及部分行业研究机构的观点，这种全面封锁的政策未必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但是，对于Anthropic这样的闭源大模型企业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黄仁勋。对于Anthropic来说，它能够做的，就是利用美国现有的制度和政策渠道，通过政治游说以及其他形式的政策影响，推动经济技术竞争之外的限制性措施，对其认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形成压力。11月11日，英伟达董事会接受黄仁勋辞去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即时生效。首先，从2021年、2022年前后开始，以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为代表的行业人士，与美国政策界、政治界以及相关智库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新兴技术和应用领域，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算力中心建设、基础设施、生活成本以及普通民众的实际感受，逐渐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美国希望通过人工智能产业，支撑其金融市场的高估值状态，并以此维持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压倒性优势。因为中国企业无法获得现成的成熟产品，技术发展会受到一定影响。只有建立在这样的预期之上，再结合杠杆等金融工具，才能维持资本市场对人工智能企业的高估值。除了此前我们讨论过的电力、水资源等基础设施约束之外，美国在2026年国会中期选举之后，国内政治生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双方之间的政策分歧开始逐渐发挥作用。从实际管控效果来看，美国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仅仅制定相关法律还不够，真正的挑战在于政策能否有效落地和执行。要理解最新事态，我们需要把它放到美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最新的事态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除非美国政府有把握彻底消除中国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的能力和意志，否则全面封锁就不一定能够取得预期效果。而中国开源大模型的发展，对于Anthropic这种依赖重资产、高投入、高产出、高回报和高利润模式的企业而言，可能构成非常严重的竞争威胁。在这个背景下，生产算力芯片的企业、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的企业，以及提供大模型服务的企业，彼此之间就出现了非常微妙的利益差异。以中国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在性能追赶和缩小差距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11月12日，英伟达公布人事交接安排，由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兼任临时首席执行官，哈维·琼斯出任董事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限制又会进一步强化和鼓励中国发展一套完全不同于美国技术体系的替代方案。这套体系可能包括不受美国制裁和限制的技术标准、非美专利体系、完整的技术知识体系，以及自主可控的供应链。这就使得整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主张限制而不是鼓励算力中心扩张的政治力量，至少在当前阶段，其影响力呈现上升趋势，甚至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中占据了一定优势。与此同时，英伟达自己也在培育开放模型生态，包括积极拥抱Hugging Face等平台。这就要求资本相信，人工智能的需求近乎无限，市场空间近乎无限，未来利润也近乎无限，并且这些利润能够有效覆盖成本。对于英伟达这样的芯片销售企业来说，它当然希望自己的芯片卖得越广泛、越多越好。我们从2026年突然爆发的一系列事件中，就能够观察到这一点。这是一种更加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竞争局面。但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闭源和开源大模型的发展，特别是开源大模型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美国原本设想的控制范围。中国在基础设施、生产组织和制造业产能等方面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目前，开源大模型和闭源大模型在性能上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当我们引入Token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竞争局面变得非常微妙。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些企业的高估值持续下去，甚至以一种近乎不下降的方式维持高估值。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关系到产品销售，也关系到英伟达的软件生态和技术标准能否继续维持其影响力。这种限制的焦点，也从早期的先进制程芯片和成品芯片，逐渐扩大到整个供应链、生产设备、相关从业人员，乃至算力服务。这意味着，尽管英伟达是Anthropic的拟认购方和重要硬件合作伙伴，但它也在支持可能对Claude部分用途形成替代的开源生态。对于英伟达来说，其平台能否获得全球开发者的规模化支持至关重要。但是，美国国内真的存在一个对于算力芯片近乎无限的市场吗。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Dario Amodei）；Anthropic预计下周在纳斯达克上市。【文/专栏作者 沈逸】。最近这一系列新闻，使两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逐渐联系到了一起。今天我们继续聊聊英伟达，或者说人工智能产业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下所展现出的新景象。它们可能认为，对中国实施最大程度、最严格的算力管制至关重要，因为如果算力无法得到有效限制，中国大模型的能力就可能持续提升。这意味着，对于Anthropic等企业来说，无论是出于自身商业利益，还是对于美国对华鹰派人士而言，出于维持美国霸权优势的考虑，都有动力推动更加全面、系统和严格的限制。人工智能板块及其相关的增长故事，恰好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因为Anthropic不是来做慈善的，它需要盈利，也希望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尽可能有利的竞争地位。但是，资本市场对其商业模式和增长预期产生怀疑，本身就足以对这家公司构成重大打击。正如黄仁勋反复强调的那样，如果美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禁止所有英伟达产品以任何形式进入中国市场，那么这种政策在短期内或许能够给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带来一定困难。假设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大模型，它的性能或许没有Claude那么先进，但差距处于用户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同时在成本、性价比和使用便利程度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在本期《逸语道破》中指出，理解黄仁勋离职风波，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争议和国家安全调查层面，更应关注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内部的利益分化，以及企业如何借助国家安全政策争取竞争优势。如果这些政策无法得到有效执行，那么维持美国在算力方面的垄断性领先地位，可能就是一项很难完成，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逸语道破》。那么，对于Anthropic来说，它在资本市场上讲述的增长故事，就可能难以继续维持。但是，除了政治和国家安全之外，人工智能对美国还有另一重重要价值，那就是维系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地位。黄仁勋与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之间的政策分歧，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最近一系列风波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之一。这种政治和战略定位，又与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体系地位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政策目标：维持美国的技术优势，限制算力出口、芯片出口以及大模型能力的扩散。例如，在满足特定规格和国家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允许部分降档合规产品向中国销售。美国真正相对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在保持对中国技术领先优势的同时，维持有序的交往和贸易。即使考虑到产品更新迭代，这一点本身也需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从产业生态来看，生产算力芯片、也就是显卡的英伟达，是Anthropic所依赖的算力生态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是其招股文件列出的私募投资方之一。美国仍然具有优势，但已经没有办法垄断这种优势。11月10日，Anthropic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更新后的招股文件。